到了第二天，他打听好了陆氏的所在，因为汽车去送廷玉念书，他又不敢坐滑竿，叫了黄包车，结果绕了好大的一圈。不过他辛苦这一遭，却仍未能见到陆少瑜。
陆氏闭门谢客，谁也不见，他虽然报上了姓名，却仍是吃了闭门羹。他疑心这是陆老爷子有心阻隔，却又摸不着头脑。
他在家里闲着无事，就陪着傅玉华去山里的工厂走了一遭，半个多月才回来。
因为听说他到了重庆，杜老板那边也派人来请过他，邀他出任贸易公司的经理。傅玉声不好开罪他，带了厚礼亲自前去拜访，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，实在不能胜任经理一职，若是杜先生不嫌弃，倒是愿意做个顾问。又自嘲说他身体这样坏，大约只能做个挂名的顾问了。因为在香港慈善总会的时候，他就时常的抱病，曾有人嘲讽他沽名钓誉，是个挂名的理事。他这样一说，杜氏也很谅解，就不再强求了。
那个时候上海已经闹起了粮荒，他看报纸的时候担心极了，又见报纸上说今年的时疫格外的重，愈发的放心不下。廷玉也说上海好几个月都没有回信了，他着急起来，四处想办法，最后辗转的找到了徐玉兰。
徐玉兰当初是随着电影公司西迁的，她也曾在重庆住过两年，但实在不堪忍受频繁的轰炸和战乱时的生活，就独自一人回到了上海。上海有一个出名的汉奸政客，叫做许卓文的，为了日本人四处活动，他对徐玉兰仰慕已久，也是他极力撺掇徐玉兰回沪。
徐玉兰回到上海，和他成了一种隐秘的半同居关系，她时不时的拍拍电影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日子倒也过得很是逍遥。
傅玉声在上海时同她的交情也算不错，因此这时候就求她去看望杜鑫，又托人给她送了一根金条。徐玉兰答应了，等过了几天，就回电话说，那条巷子里的人都搬走了，又答应他再打听打听，有了消息便告诉他。那时候上海租界的电报和邮局都已经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，所有的收发内容都会受到检查，他在电话里也不敢说什么，只是请她尽力帮忙寻找。
徐玉兰那边还没有给他回话，上海那边突然传来迟骊山被暗杀的消息。报纸上一片欢腾，都认为这个汉奸死有余辜，许多故事写得神乎其神，写他夜里睡在家中就被人割去了头颅，又说暗杀者飞檐走壁，武功出神入化，保镖全然不知。
傅玉声看了报纸，愈发的坐卧不宁，恨不得这就动身回到上海去。他在家里收拾行李，又托人买票，决意要回沪一趟。
那时候美利坚已对日宣战一年多，大家都觉得抗战胜利指日可待，不过哪一日胜利，却仍未可知。他要回上海，朋友都不住的劝他，说身体要紧，不应冒险。杜氏那边得到了消息，竟也派了个人来劝他。
来的人就是当年曾在梅园头跟在孟青手下的罗桂成。
原来傅玉声还在淮南的时候，孟青以为他已经到了香港，就写信给跟着杜氏的罗桂成，打探他的下落和消息，还请他告知傅玉声在香港的地址。
罗桂成怕他着急，也为了安抚于他，答应替他打听，还许诺一有消息就代为转交。孟青写过几封短信，封封都石沉大海，大约是不得回复，后来就渐渐的不再写信来了。
罗桂成这一次前来，千方百计的劝阻于他，实在令他觉着异样。他再三的逼问，才知道因为有汉奸指认，孟青已经被76号的汪伪特务抓了起来，杜先生正在想方设法的营救之中。
第322章
他们打听的消息，说76号的特务和日本人都没有证据，只是关着不肯放人。
因为迟氏身份到底不同，日本人严密看守之下，不料他还是遭人暗杀，一命呜呼，于是暴跳如雷，动用宪兵队四处搜捕。但凡有一丝可疑的人，都要抓起来拷问，一时间人人闻迟色变。因为案件离奇，又非寻常的枪杀毒杀，所以日本人内部也有许多声音，怀疑并不是蓝衣社的所为。
华捕报告说迟骊山死前，曾有人见到孟青出现在迟公馆附近，至于这其中的真假，那就很不可知了。还听说马敬宗向日本宪兵队打过报告，说孟青因为傅氏的缘故，与迟氏向有嫌隙，这一次怕是私仇。
杜氏正在多方活动，向日本人力陈孟青的清白，要救他出来，听说傅玉声托人买票要回上海，连忙派人来劝阻他。
他若是这个时候回去上海，岂不是更坐实了特务的猜测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罗桂成极力的劝阻他，要他耐心在重庆等待结果。
傅玉声听得简直如遭雷击，他虽然远离上海，却很知道这其中的厉害。日本人对于抗日的人一律是格杀勿论的，如若抓到共党或者军统的特务，不但要处死，还要大肆的登报宣扬，如今死的人是迟氏这样有声望的人，有嫌疑的人如何会轻松放过？无论暗杀迟氏的人是为了抗日还是为报私仇，日本人都不会轻易的放过。
可杜氏的思虑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他仿佛被困在泥潭之中，行又行不得，整颗心却又不停的往下坠着。他不但不能去上海，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在重庆出席了好几次募捐活动，还有一次慈善舞会的相片登上了报纸的封面。
私底下，他简直心急如焚，四处的去找关系找熟人，手里的钞票一把把的往外撒，根本顾不得有没有结果。他也是病急乱投医，想到徐玉兰和许卓文的特殊关系，便去相求。徐玉兰倒没有推脱，她的枕边风很是厉害，去打听